明朝的海禁政策，使双屿有如“十六世纪的上海”，

   各国海商在此进行走私交易，被明朝当局视为“匪巢” 

　　双屿距宁波港仅10余海里水路。记者在涨起港村西望，烟水茫茫，水尽头的岸线依稀可见，那里便是宁波北仑港南沿的郭巨镇。
　　徐明德先生说：“双屿港市场，最早是由中国海商开辟的，这里地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沿海对海外贸易的要求迫切。浙东内陆水运发达，双屿到宁波，再顺浙东运河至杭州，即可进入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———大运河。从经济地理角度，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。”
　　而且，宁波是明朝惟一向日本、琉球“开放”的贸易港。日本的“朝贡船” ，欲进宁波贸易，必经双屿港水道。
　　包江雁先生认为，双屿港之所以能从两座荒岛，一跃而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贸易走私基地，其远因在于朱元璋的“海禁政策”。
　　明朝立国后，蒙元残余势力仍骚扰北方边境，朱元璋为防止腹背受敌，对曾活跃于浙江沿海的义军方国珍余部实行坚壁清野，将舟山群岛和沿海诸岛的居民迁入内陆，规定“片板不能入海”，严禁海边居民与海外商船进行交易，最严厉时，甚至“禁民入海捕鱼”。
　　这一消极措施的后果是：沿海居民生计无着，经济“内陆化”，大量民众只好逃到海上诸岛，不少人干脆参与了走私。
　　此后100余年，“海禁令”一再发布，但难以禁止。徐明德说：“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，大量国内商品要寻找海外市场。这样，江南的官僚士绅即与所谓‘海盗’联手，进行国际贸易。”“为对抗政府的镇压和海盗侵扰，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，甚至装备了葡萄牙火炮。”
　　双屿距海岸不远，便于粮草接济，同时又近主航道，于是成了“海盗”们活动的中心。徐明德先生说：他们的经济来源是走私，与外舶私下交易，而非官方所说的劫掠。
　　到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，一起日本人之间的冲突，顿使双屿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提升。
　　当时宁波市舶司，负责接受日本贡献的方物，并回赠中国产品。这一往一来，日方的利润往往在5倍以上。比如日本刀，在日本本土，售价800文到1000文，而到宁波上岸，售价可达5000文以上。
　　为争夺对华的“朝贡权”，日本权臣大内氏和细川氏之间发生磨擦。是年，大家都派船朝贡，细川氏下属行贿市舶太监，让市舶司先验细川氏的货物。这使先到港的大内氏家臣宗设大为怨愤，一怒之下，他杀死对手，烧毁“贡船”，又连杀几员明将……遭此事变，嘉靖帝下旨取消了宁波、泉州、广州市舶贸易，仅存的几个“外贸窗口”，尽数关闭，海外贸易断绝。
　　受影响最大的是日本。棉布、绸缎等货物，日本多赖从中国进口，日本史料记载，一根缝衣针，可卖７分银；中草药则上涨了数十倍。
　　“朝贡”不成，中日贸易的主导权即落在被明政府视为“海寇”的福建人李光头、安徽人许栋等人手里。他们的基地，就在双屿。
　　在明代官修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中记载，此事发生后第二年，“双屿港”便堆满了中国货物。李、许等人与遍布海岸的“倭船”进行交易。
　　后来，中国海商便大批从马六甲等地，招引葡商进入双屿，集结在此的中、日、葡及其他族裔的商人每日达万人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，在日后将之称为“十六世纪的上海”。这里成了远东海上冒险家的乐园。
　　“从果阿到马六甲，再从马六甲到双屿，再到日本的远东贸易航线，此后就为葡人占据。”徐明德说：远东贸易航线，原来的主角是中国侨民和民间商旅， “他们没有政府支持，反而被认为是‘海盗’，一直被剿杀”。
　　引领葡萄牙人远航至日本的，就是李光头、许栋的一员手下，后被史书称作 “倭寇王”的安徽人汪直。1575年，葡萄牙人在日本九州建立居留地，这就是今天的长崎。
　　葡人控制贸易航道，受影响最大的是海外的华商。文献记载，在明中叶，仅由海外中国人汇入的侨汇，每年即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，而嘉靖年间明政府的岁入，从未超过400万两。包江雁说，明朝政府关注的是政治上的稳定，而不是海外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。“在执政者眼里，海洋是毫无价值的，只会带来麻烦”。
　　在明朝文献中，对双屿的称谓是“匪巢”。